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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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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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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01/24 17:17 新浪读书
“谁能救救我，我快要死了”
美联社记者比尔·巴斯克维尔
彼得斯堡，弗吉尼亚州(美联社)〓在一家州立医院的病床上，被皮带绑缚着的格洛丽亚·亨特利无助地躺着。每次大声喊叫和奋力挣扎后，她的呼吸都会变得极为沉重。
“病人在叫喊……注射镇静剂，”这是医院对情况的记录。
15分钟后：“病人继续叫喊。”
最后：“病人呼吸困难……佩带呼吸器。”
那是1996年6月29日。31岁的亨特利已被单独禁闭了近300个小时，其中包括两次110多个小时(4天半)不间断的禁闭。根据医院的记录,她最近的一次发作是在去用午餐的路上摔倒在地，小便失禁，不断叫喊，而且拒绝合作。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亨特利在前往餐厅的途中向工作人员哀告:“我没法走路了，没法走路了。”另一位病人回忆说：“她倒在了走廊上，工作人员让我们从她身上跨过去继续走。”这位病人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因为她害怕遭到医院的报复。
这位病人还说：“她的确病得很重,她当时说：‘谁能救救我,谁能救救我,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
她是说真的。
然而，医护人员依然只是专注于处理亨特利的狂躁症状，正是这个症状把亨特利送进了这样一个监狱一般的法医
监护所。他们把她带回了女病房,捆住了她的手脚，把她关进了禁闭室.
1964年10月20日，小名“茜茜”的格洛莉亚·亨特利出生于里士满。“她是个活泼而且顽皮的孩子，总是特别好动，”她的母亲格洛丽亚·霍勃斯说道，“我总是跟不上她的节奏。”
“她有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脸上总是挂着天真烂漫的笑容。她喜爱游泳、跳舞、看图画书和与玩具娃娃玩耍，”她母亲说道。
在格洛丽亚的姐姐玛丽的记忆中，在她6岁那年，格洛丽亚还曾经试图解救邻居院里小狗。当时，她“试图用勺子在大门下面挖出一个洞，以救出小狗”，玛丽说。
比她大一岁的玛丽说，长大后的格洛丽亚喜欢和朋友们打棒球。
然而，过度好动的她在读写能力方面的表现却极差，这给她在学校里带来了不少问题。
“大约从12岁开始，她就总是离家出走，我不知道为什么，”霍勃斯夫人回忆道，当时她正患狼疮而卧病在床。
与继父不断的争吵也许是格洛丽亚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她的姐姐说：“每次与继父争吵后，她便出走。她痛恨管制。”
由于离家出走，在她13岁那年，格洛丽亚第一次被送到了弗吉尼亚州立中央医院。在她即将18岁之际，霍勃斯夫人才重新获得了对自己女儿的监护权。
大约一年后，格洛丽亚曾试图在里士满市区当一名卖热
狗的小贩，但她只干了一天。她不太识字并且不会算术。在过去的14年里一直经营这个摊位的吉尔·范西瑟说：“如果她努力的话，我想她会干得非常不错，大家对她都很有耐心，但是她再也没有来过。”
格洛丽亚又出走了，结果这次她被送进了新泽西州的一家州立精神病院。在回到中央医院之前，她在那里度过了5年时光，这还不包括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另一所精神病院呆过的10个月。1992年，她转回到了弗吉尼亚州立中央医院，这样她离家人会更近一些。她被诊断患有精神病、情绪及人格紊乱，这是她有时表现出狂躁不安的原因。1995年7月5日，由于在医院里攻击了两名工作人员，格洛丽亚被送到了高度戒备的法医监护所。她的母亲承认自己的女儿脾气暴躁，但是她认为，只有当格洛丽亚相信自己或者其他病人遭到不公正待遇时，她才会大发脾气。“她的发作是有原因的。”霍勃斯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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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立中央医院是一所有着127年历史的医疗机构，前身是弗吉尼亚州立中央精神病院。在这里，医疗人员对待格洛丽亚这种病人常用的手段就是关禁闭。他们把她的手脚(很多时候还包括胸部)用皮带捆缚在病床上，让她独自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这种方法一直被他们认为是有效的。美国司法部正在对该医院的医疗状况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调查医院是否违反了联邦法律中关于禁止过度使用禁闭
的规定。1993年5月，该医院的病人德里克·威尔森在禁闭中死亡。据霍勃斯夫人回忆，她的女儿曾经告诉她，她经常被无故地关禁闭。她说：“格洛丽亚每次都会尖叫：‘我什么都没干’”。
霍勃斯夫人称自己并不知道女儿被绑缚过多久，她说：“我现在所听到的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亨特利以前的主治医生迪米特里奥斯·西奥多里蒂斯博士曾在1995年7月5日的那次攻击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发出警告，格洛丽亚可能会在被关禁闭时死亡，因为她患有哮喘、癫痫以及轻微的心脏病。他建议继续采取他的治疗方法，对格洛丽亚多进行鼓励和诱导。他在题为《警告的责任》的备忘录中写道：工作人员对她的态度越来越恶劣。西奥多里蒂斯甚至一度提出辞去格洛丽亚主治医生的职务，因为他无法接受这种所谓的限制性治疗方式。此后不久，她就被移送到了法医监护所。那里住着的都是有犯罪记录的精神病患者。“总有一天我会重新开始生活，”在被送到法医监护所后，格洛丽亚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能看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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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指出，弗吉尼亚州立中央医院在对亨特利的治疗中过度采用了禁闭手段，这是完全不可取的。
“机械禁闭作为一种限制手段，历来不被应用医疗救护领域。”约翰·R·拉恩说。他是一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精神
病专家，在美国精神病协会从事对隔离和禁闭的研究。
纽约州心理残疾治疗保障委员会主席克莱伦斯·桑德拉姆回忆说，纽约州还不曾有病人像格洛丽亚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那样被关过如此长时间的禁闭。
“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他说。
美联社在3月份发表了有关对格洛丽亚·亨特利医疗事件的报道，呼吁中央医院停止采用关禁闭的手段，并要求护士至少对隔离或禁闭中病人进行持续的监控和观察。而在此前，一般只有一名未经任何医疗训练的工作人员每15分钟对病人进行一次例行检查。6月29日下午1∶30，在一名护士用呼吸器帮助亨特利实施了数次人工呼吸之后，她就被一个人扔在那里，无人理睬。据法医监护所中目击了午餐时那一幕的一位病人回忆，他们在下午大约2点左右接到了紧急通知，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各自的病房。这位病人说：“我经过禁闭室时，里面挤满了人，我看不见格洛丽亚。”一名注册护士写到：“面部发紫，无脉搏、血压……瞳孔对光无反应、放大，皮肤冰冷且粘湿，身体变软……对刺激毫无反应。”
“病人们开始哭喊，”这位病人回忆说，“他们叫道：‘格洛丽亚死了！她死了！’”
据弗吉尼亚州医疗稽查员说，被关禁闭的亨特利是死于“急性心肌炎。”心肌炎是一种心脏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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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工作人员将她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塞进了一只垃圾袋，并将其与她的尸体一同搬了出去。
她在医院里的生活用品包括：一件医院配发的黄色睡衣、一条破烂不堪布满窟窿的灰色裤子、一件黄色T恤衫、一件蓝色外套、几部小说、一支用剩的牙膏以及其他日用品，另外还有一些图画书(这可能是她快乐童年的见证)。在那封亨特利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上，邮戳的日期是6月28日。这封信在第二天，也就是她死后的大约两小时送到了她母亲的手上。她感谢母亲给她寄钱以及那张祈祷用的卡默利特修道院的祷词卡。其中的部分祈祷词如下：“圣母玛利亚，耶稣之母，天与地的女主人，在我的危难时刻，我从心底里，真诚地乞求您给予我帮助。”
和许多新闻故事一样，所有的一切从一个电话开始。
“我现在正在米德洛锡安郡收费公路边的一个电话亭里，”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一个人在电话里对比尔·巴斯克维尔说，“我有很重要的东西给你。”
那是在1997年1月。一个星期前，巴斯克维尔报道了有关司法部正在对弗吉尼亚州立中央医院的一名病人的死亡展开调查的消息。有关部门接到的报告称格洛丽亚·亨特利是在被关禁闭时死亡的。弗吉尼亚州心理健康专员当时称该事件还没有任何定论。
《里士满时报》刊登了巴斯克维尔的报道。报道引起了一位读者的注意。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巴斯克维尔仍不愿透露她的身份。此人要求与他会面。
当时，巴斯克维尔是美联社里士满分社的负责人。在与编辑们协商之后，他回到家中与那位打电话的陌生人会面。她交给了他一份8页长的备忘录，这是格洛丽亚死前，由她的主治医生迪米特里奥斯·西奥多里蒂斯写的，题为《警告的责任》。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工作人员经常将亨特利的手脚甚至是腰部捆绑起来，以示惩罚。他警告过医院的有关人员，这位病人患有哮喘、轻微的心脏病以及癫痫，如果被关禁闭，她有可能会死。
“这是极为关键性的资料，”巴斯克维尔回忆道。按照工作计划，第二天将由他一个人在分社值班，但是他已经等不及了。于是，他抢在当地体育报道和天气预报之间的时段，将关于这个女人的不幸遭遇发表出去。自从退役以来，巴斯克维尔已在美联社工作了30年。一开始，他并不善于调查类新闻的报道，因为他是一个好静的人，而不是好莱坞电影中孤胆英雄。事实上，他从事调查类新闻的报道始于1990年的那次“艰难的报道”。由于他曾经就一位前陆军上校大卫·海克沃斯在越南的苦难经历进行过一些报道(此人后来在澳大利亚居住了近20年)。于是，有一天，海克沃斯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堡给他打来电话。他正在那里签名售书。他在电话中对巴斯克维尔说：“我这有一个大新闻，有一个82空降师的军士长被指控在入侵巴拿马的行动中犯有战争罪，但这件事他不会对别的人讲，只对你讲。”巴斯克维尔直奔布莱格堡，见到了罗伯托·布莱恩军士长。布莱恩对他说：“不要告诉我的律师我和你谈过话。”他们先在一家墨西哥速食店会面，然后去了布莱恩的住处。巴斯克维尔回忆说：“他对我说：‘我的电话被窃听了。’我其实不知道电话到底是不是被窃听了，但是在那三天里，我们就总是跟打游击一样的东躲西藏。他还对我说：‘你最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看看有没有炸弹。’我说‘别开玩笑！’他说：‘好吧，让我教你怎么检查。’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三天，一边小心翼翼地检查我的车是否有炸弹，一边采访这位军士长。后来，我还采访了驻扎在那里的82空降师的一些军官。”“我从未活得如此痛快，我喜欢那个时候的我生命的每一分钟。”一个星期以后，他所在分社的首席记者多罗西·阿伯纳西召见了他并决定让他担任新闻编辑。他接受了。
“那是我最不明智的一个决定。”他说。
在以后的四年里，他尝试着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放弃了编辑的职位，专心从事报道工作。他曾对海湾战争中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美国军的军服问题进行过报道。由于衣料采用的是合成纤维，不如棉质衣物透气，结果使穿上这些制服的男女士兵们感到极为不适。他还曾报道过有关漏洞百出的消防系统、岌岌可危的大学宿舍、弗吉尼亚的人种改良实验和弗吉尼亚州少数民族商业企业管理部将一项投资为30万美元的旨在扶持少数民族商业的项目拖延了一年多等消息。
巴斯克维尔发表的文章获得过许多奖项。这些文章促使政府进行相应的改革，同时帮助人们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对于他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他说：“我去领奖只是出于礼貌，获奖从来不是我的目的。对我来说，快乐来自于新闻报道本身。有人会说：‘比尔，你帮助过精神病人、少数民族、女囚犯和大学生，你肯定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也许我感到过满足，可能是的，但这种感觉并不强烈。我在一直都在为我的下一个报道进行准备。当然，如果政府因为我的报道而为诸如公共卫生系统一类的项目投入巨额资金，那也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让自己想那么多。我只是想尝试新事物。”这种新事物可能源自于一个电话或者门下塞进的信封。他重视每一个线索并对其一一进行确认，尽管他估计其中只有10%具有报道价值。“这是相当耗费时间的，但是当你最终获得一些值得称道的东西时，当你预见到一件事可能的结果时，那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他报道过的每一个事件都建有档案。“我有成百上千这样的档案。我报道的每个事件，我逐一记录，每份文件，每件事。它们都被存放在位于里士满市区700大楼13层的这个小办公室里。我把其中的一些带回家，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地方了。”勤奋只是成功一个因素。正确处理消息的方法是另一个因素。关于他的消息提供者，他说：“他们并没有给我提供用于复仇或者污蔑他人的资料。我确信，他们只想遵循常理行事，但却总是受到伤害，就像在格洛丽亚·亨特利事件中，那些病人遭受的待遇的那样。很少有人能够像这样去为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抗争。在亨特利事件中，我的一个主要的消息提供者不仅冒着事业的危险，同时也冒着个人的危险。我不是说她会受到人身伤害，而是指她的个人生活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巴斯克维尔说：“如果你与某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你也许会和他们成为朋友。经过数周，也许是数月，你们之间会建立起信任。信任，这是最重要的。在格洛丽亚·亨特利事件中为我提供消息的人以及我一直从事的心理健康问题方面的报道是让我写出这篇文章的诱因。在决定从事心理健康问题的报道后，我并没有急于写作。而是时常给那些消息提供者们打电话，和他们聊天，还经常去他们家里看望他们。所以，当我最终开始动笔时，我连他们去哪座教堂作礼拜都一清二楚。这样我就可以在星期天与他们在教堂会面。”如果在教堂会面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关系，那么就太好了，可以一举两得。即使没有得到什么消息，那也不错，至少可以让他夫人觉得他还是很虔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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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心理健康的报道不同他以往的其他报道，因为其中涉及到的都是个人隐私。“1995年,甚至我自己也被诊断出有轻度忧郁症。对于这样的事，我从来不和人多说，但我并不引以为耻，”巴斯克维尔说道。
他对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产生了兴趣。他写过一篇关于一个10岁男孩如何与忧郁症抗争的文章。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如何使用电休克疗法(震荡疗法)治疗那些对其他疗法毫无反应的忧郁症患者。
同时，他在精神病治疗领域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一天，一位消息提供者约他出来并告诉他，司法部正在对弗吉尼亚州立中央医院两名病人的死亡进行调查。据称，两人都是在被关禁闭时死亡的。
“我在心理卫生领域发展消息提供者所做的大量工作终于奏效了,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些消息透露给《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或是我们(美联社)。我想,他们之所以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因为我一向对他们开诚布公。”那个电话以及后来《警告的责任》这个备忘录的出现都应当归功于巴斯克维尔长期不懈的努力。对巴斯克维尔来说,如同一把枪在开火后枪口总要冒烟一样,这两名病人的死亡恰恰证明了中央医院的病人遭受到了不公正的，甚至是残暴的待遇的最好佐证。然而,他需要更多的证据。格洛丽亚·亨特利究竟是何许人?除了知道她是一位来自里士满的31岁女士外，他对她一无所知。灵机一动的巴斯克维尔查阅了《时代周刊》快讯在亨特利死后的几天内报道过的消息。结果，他找到了亨特利的讣告以及她家人的姓名。
巴斯克维尔曾试图获取亨特利的病历,但却遭到了官方的阻挠。根据有关为病人保密的法律,只有她的家人才可以接触这些文件。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她的家人也一直在努力获取上述文件,但却没有成功。“我和当局谈过多次,恳求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以使这篇报道完整。但是，他们没有提供任何信息，除了说”无可奉告”就别无他言。对于我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比水中的血腥味对鲨鱼的吸引,反而使我更努力地工作。”
1997年的情人节,巴斯克维尔陪同亨特利的祖母、母亲、姐姐以及嫂子突然造访中央州有关部门,要求索回她的记录。
那天的场面十分紧张，巴斯克维尔告诉州政府官员，无论如何他都将对此事进行报道：或者根据这些记录对事件报道，或者对他们如何拒绝交出记录进行报道，因为这份记录属于格洛丽亚的家庭。
15分钟后，弗吉尼亚州首席检察官介入这次纠纷。巴斯克维尔和格洛丽亚·亨特利的家人终于得到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开始翻阅这些记录。“看这儿，”亨特利的嫂子佩齐·格里格斯叫道。她发现了有关亨特利被关禁闭的记录。“关键是她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巴斯克维尔说道。记录如下，她在生前的最后一个月被禁闭300个小时，包括两次长达四天半的禁闭，而此前她的医生曾警告说，由于患有心脏病、哮喘以及癫痫，她很可能会在禁闭中死亡。巴斯克维尔的报道发表数天之后，在弗吉尼亚州心理健康委员会主席命令下成立专门小组对中央医院中病人权利是否受到侵犯进行了调查。六个月后，州心理健康专员提出了辞职。最终，司法部针对中央医院虐待病人并导致病人死亡的事件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报告。在这过程中，巴斯克维尔的一位消息提供者定期将消息传真给有关当局，引导他们开展调查。他继续对发生各州立精神病院的事件进行报道：病人斯坎达·纳佳在北弗吉尼亚州心理健康中心因未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两个月后，这所医院半数医生被开除)；穆拉·巴顿，西部州立医院一位患有呼吸疾病的病人认为自己快要死了。两天后，她真的死了。可是，医院却以替病人保密为由拒绝向巴斯克维尔提供任何资料。“我知道穆拉是在那个楼里死的，”巴斯克维尔回忆道，“所以，离开医院主楼后，我径自来到那里。在楼梯上，我碰到了一些病人和工作人员，我问他们是否认识穆拉。‘当然，’他们说，她住在二楼。”“我若无其事地来到二楼，毕竟这里是公共场所。门没有锁，于是我便我走进病房并问谁认识穆拉的室友。结果，我问的那个人恰好是穆拉的室友。她告诉我，穆拉死时她在洗手间。就在这时，巴斯克维尔被赶出了医院。“你必须要有厚脸皮。我不厌其烦地打电话给州长办公室、心理健康专员或是其他的什么人，并且提出各种棘手的问题。如果他们因此而讨厌我，那就随它去吧。我不在乎，我不会有什么想法。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才能，这可能是一种病态。”他一边说，一边自己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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