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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医生：为善良所困
一个中医，30年来每天工作15小时左右，接待病人60人次；自1984年起，先后义务开设家庭病房、“义务诊疗所”、“家庭幼儿园”，义务收治百名弱智聋哑病人。然而，许多年来，这个好人除了过度劳累外，还常常遇到别的困惑……
“我只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善良，我常忘了自己的平凡”
仅仅休息了一天，羊年初二，苗医生就冒着寒风去合钢医院分院上班。30年的春节，她几乎都是这样过的。
春节一天天离去，病人一日日增多，医护人员人手不足的现象愈发尖锐———噢，岂止是“人手不足”，苗医生所在的中医科，连医生带护士，根本就只有她一人。
苗医生以针灸治疗为主，到这里来的病人，多半是瘫、聋、哑、弱智者，并且以合肥钢铁厂以外的病人居多。
“每采访报道一次，就多一些慕名而来的新病人。”这话，是苗医生的老伴丁界生说的。
苗医生的忙，听来让人不可思议，可只要到她诊室里呆上半天，就会感叹。
我们有真切体会。
一次，是在去年十六大召开前，我们需要找一位“典型”畅谈对盛会召开的祝愿。本以为采访会比较顺利，没想到，在她的病房里从早上8点一直候到下午1点多，连向苗医生自我介绍的机会都没有———整间病房，全是病人，床上卧的，凳上坐的，门边站的，苗医生忙着扎针、推拿、拔针、起罐，甚至连直一直腰都显得有些“奢侈”。买来的面条已经泡胀，苗医生才满怀歉意地过来，边吃边接受采访，几句话没说完，又被病人家属召去，该起针了。
第二次是过年前，因为有了经验，特地挑了午饭时赶到，结果还是等到晚上7点。一直到苗医生送完最后一位病人，给设在肥南村的义务诊所去电话打声招呼，我们才在医院旁边的一家小饭店里有机会边吃边聊。9点过，话未聊完，就与她一起赶到肥南出诊。这一晚，苗医生11点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她照例要在6点多出门。
爱人老丁说：“她总忘了自己不过是一介凡人。”
苗医生自我评价则是：“我只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善良，常常忘了自己的平凡。只要看到比我苦的人需要我伸出手，就狠不下心不管。”即使在风雪雨夜，她也坚持按时送诊，没有一天失约。因为劳累过度，她经常晕倒在巡诊路上；因为常年站立，她的脚底板结了厚厚一层老茧。
很早的时候，当中医的父亲就断言，这一生，他的女儿将为“善良所苦”。九泉之下的父亲，倘若看到女儿今天的状况，不知该为这份善良自豪，还是为这份善良心疼？
一个人的科室，一个人的行医路
如果仅仅是累，“那根本不算什么”———苗医生说。对她而言，累，是一种快乐。
但是，她的善良，并没有得到病人以外更多人的理解与认可。
同事多以一种复杂表情应对记者，不愿多谈。“都说要向她学习，可我真的难以做到。”在一次电视谈话节目中，钱菊红真诚地介绍着嘉宾苗医生的各种感人事迹，然后，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我也并不是很能理解她这样做。”听到这话，苗医生瞪圆了那双大眼睛，隐隐地透出一种委屈。看得出，她还是很在乎好朋友的评价。
她的“卖命”还常常被某些人视作“挣大钱”、“捞外快”。按医院规定，医生的奖金与工作量直接挂钩，按比例提成。几乎每个季度，苗医生的奖金都要高出不少医生10倍左右。
病人们忍不住为苗医生打抱不平：“怎么只看到苗医生拿了多少，就没看到她付出多少，又给医院创收多少？”去年第四季度，苗素娥一人就为医院贡献了2．6万元，为此获得了2000多元的奖金。但是，这些钱是怎么“赚”的呢？本厂职工看病不用花钱，厂外人员就诊，诊治费1次5元，挂号费1元，义务诊所里，只要2元材料费。这样一粗算，在那3个月里，苗医生每天至少要诊治60位病患者。义务诊所与家庭病房相距很远，苗医生根本不敢打出租车，甚至连2元钱的三轮车也舍不得叫。春夏秋冬，酷暑严寒，就靠着不断地转乘公交车和一双腿，一家家跑。单是每天去义务诊所，来回就要两个多小时。
我行我素的苗医生，懒得与人辩解，每天晚10点以后回家，热上两口饭一吃，倒头就能睡着。
她只是想，要是能增加人手就好了。
但这似乎很困难。最初，派去毕业生做帮手，没多久，吃不了那种苦，调离了。
中医科，便成了一个人的科室。
去家庭病房与义务诊所的漫漫路上，只有她一个孤单而匆匆的身影。
中医科门诊室的景象很是特殊：穿着白大褂的苗医生在里面穿梭，每天带着孙子来扎针的李奶奶和外地来治病的小吴，成了助手，负责拔针、起罐。病房里经常听到有人喊：小吴，帮我起一下罐。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苗医生说，“幸亏起针、拔罐技术要求不高。”苗医生和病人都有默契：一旦有人来参观采访，就“规范”。
“没事就好，万一哪天追究下来，就是隐患。”医院里已有人议论。只是苗医生的困难无法解决，又是全院的“创收大户”，院方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了。
善人，肯定有善报吗？
还有一个有可能会“出大事”的难题。几年前小燕子“走失”，更加重了她的不安预感。
到苗医生这儿求医的，不少是弱智、聋哑孩子，天天要来治疗。他们的父母，往往在外地打工挣钱，无法照看。苗医生就把这些孩子收治下来，安排他们在自己家吃住，还每天教他们认字、跳舞、练讲话。
小燕子是个弱智儿童，家住皖安机械厂，苗医生每星期送她回家一次。分院到孩子家一东一南，中途需要转车。一次，坐车人多，苗医生刚把孩子推上车，车就开了。等她急急赶到终点站，小燕子早没了踪影。这下，她疯了似地到处寻找。等终于在姚公庙方向找到燕子时，已是第二天凌晨。
“每次想起就特别后怕，万一燕子那天丢了，我的责任岂不是太大了？”事后，很多人安慰苗医生：“你是做善事，老天绝对会保佑你。”但苗医生无法不担忧。
家人朋友劝她：“何苦，你收治他们，领到家里，又不多拿一分钱，还担着这样大的风险。”苗医生下了多少次决心，不能这样干了，但是，当那些抱着病重儿的父母几乎双膝跪地求她时，苗医生心又软了。
凡是带回家的孩子，其吃住苗医生从不收分文。“不是我特别高尚，”她解释：“我想自我保护。”若收了钱，孩子吃胖了没事，一旦瘦了，家长可能要来兴师问罪：是不是苗医生克扣了伙食费？“吃，花不了几个钱，我不收，他们无法怪我，反而心存感激。”苗医生实话实说。
这种“自我保护”显得太无奈了。
算起来，苗医生在她的家庭病房前后收治了100多个重病儿童。幸运的是，至今还没出过事。
这个春节刚过，家里又住进了两个病儿。一个是不会说话的龚秀珍，一个是4岁弱智儿小涛涛。秀珍住在那间小屋里，涛涛则和苗奶奶、丁爷爷睡在一起。白天，苗医生牵着他们到医院，晚上，丁爷爷在家里做了好吃的等他们。带这样的两个孩子很吃力，苗医生有些后悔，但也没办法。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苗医生的善良使老天都不忍降任何麻烦于她，但是，理智告诉我们，这实在是一件有风险、而且很可能会给苗医生带来麻烦的事。
苗医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起她的一个心愿：再过两年退休后，她想拿自己的积蓄，到郊区或者农村，办一个慈善医疗机构。在那里，她将尽可能多地收治一些病重儿童，而且还将发动病员家属互助，“我们可以养些鸡鸭、种些蔬菜，来维持开销嘛”。之所以要等到“退休”，是因为：“那样，才能保证有一笔稳定的生活来源。”
为苗医生“减压”
本报记者 吴焰 励漪
耳闻目睹苗医生的境况与想法，很难自抑。
从某种角度上说，苗医生做的，正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失的重要一环———帮助困难群体的公益性医疗救助。
苗医生的病人为什么这么多？如同很多人指出的，未必是因为苗医生医术有多高明，最重要的是，所需费用相当低。尤其是她开办的义务诊所、家庭幼儿园，更是把费用降至底线，有的干脆免费。虽然苗医生是一家营利医院的在职医生，但她的许多做法，无疑带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一些特征。
来此就诊的，多是经济贫困而又病情严重、来自郊区与农村的患者。而这一群体在全国的庞大，值得关注。在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中，这一群体，必须有一堵墙来支撑。
在这方面，政府与社会理应起主导作用。目前，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不完善，甚至是空白。在安徽，只有零星的海外慈善组织资助的一些医疗项目。这使得好人苗医生的出现，成为众多贫穷患者走向健康的希望所在。
但是，如果社会把救助弱者的责任寄托于某一两个人的高尚境界，既不公平，也是一种“渎职”。
只有当那些穷苦的患者们看得起病，苗医生的累，才有可能真正减轻。
怎样让“善举”更善？我们隐隐有一种担心。
比如，苗医生诊所里因人手太少，不得不让未受过正规培训的病人来互助；在家里收治病孩，她目前是用“分文不收”来自我保护，但是，一旦出现纠纷，该如何区别法律责任？谁又能保护她的权益？
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理智与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必须有预防和避免的方法。
某慈善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冷静的建议，他劝苗医生“好自为之，量力而行，保重身体”。这或许真是一个“好”办法———不做事就可以保证不做错事。可是，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恰恰是有更多的人来做事，而且是做好事。
也有人说，苗医生应从规范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自我保护。但是，这对苗医生而言，实在不切实际，她根本无法腾出精力去关注治疗以外的东西。
还有一个我们认为可行的方法，就是社会来帮她。很多人都有同感：苗医生和她的针灸，是绝好的从事慈善医疗的载体。如果能够获得善款的资助，通过规范的运作、科学的管理，既可以解除苗医生的后顾之忧，还可以改善诊所软硬件，扩大“善举”的受益范围。
对“典型”的重视，不是仅仅授予荣誉，更应该给予他们需要的理解与帮助，创造条件去推动他们做成对社会有益的事业。真诚地期盼，有更多的人与苗医生同行。
来源：《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3年02月1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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