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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女求助外交部苦寻海外不归夫
武汉晚报
残疾女求助外交部苦寻海外不归夫
文章类型：八面来风 文章加入时间：2003年6月5日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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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仅一年，丈夫就出国，再也没有跨入家门。为了查寻丈夫的具体所在地，秦媛媛（根据本人意愿化名）写信向外交部求援。
秦媛媛近日向本报新闻１４８哭诉了她苦盼丈夫回家的伤痛。现年３９岁的秦媛媛自幼腿部残疾。１９９３年６月与宋某结婚。一年后，宋办理了劳务输出手续，前往保加利亚。不久，秦媛媛生下女儿。
头几年，宋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写信。但是，自从拥有了因私出国护照后，他的电话和信件明显减少，钱也不寄了。
１９９５年，秦媛媛下岗。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抱着女儿，摆地摊，做夜市餐饮生意，苦盼丈夫音信。但等到现在，仍不知宋某何时回家。
６月４日，是秦媛媛与她的丈夫宋某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但夫妻俩已经近九年没有见面。出国前丈夫的一句“我会回来的”，让妻子期待至今，但无法知道丈夫的具体所在……
“留守”残疾女，求助外交部
秦媛媛（根据本人的意愿，此名为化名）是一名身患残疾的女人。丈夫离家出国，一去就是９年。６月４日，是秦媛媛与她的丈夫宋某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此时此刻，她脸上一道道皱纹，记录着她的辛酸、苦恼、忧郁和伤感，昔日的风华和美貌不复存在……
为了寻夫，２００１年３月，秦媛媛曾向外交部寄了一封求助信。求助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外交部大使司的同志们：
我叫秦媛媛，是个腿部残疾的女人。出生于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７日，现年３７岁，户口所在地为武汉市硚口区。
１９９３年６月４日，我和湖北省红安县二程乡周海三村向家田的宋某结婚，１９９４年９月１日，我们的女儿出生。
在女儿出生的前一个星期，也就是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４日，宋某持公派护照劳务输出到了保加利亚。刚出国的两三年，宋某还时不时寄点钱回，写些信，但现在再也不见他的任何音讯。我是一个肢残女人，又无工作，今特写信向你们求助，请帮我找到宋某，以维护我们母女的起码的生存权利。
不久，外交部有关人士回电秦媛媛，希望她提供其丈夫的详细地址，一旦有了丈夫的具体地址，再及时联系。
但是，她实在不知丈夫在哪里。于是，此事一直被搁置至今。
宋某最近一次打电话回来是今年的５月上旬，但他仍然没有承诺回家的具体日期。
腆着大肚子，送丈夫出国
时光回溯到１９９４年８月，在秦媛媛的支持和鼓励下，宋某以劳务技术合作的形式，经一家公司外派保加利亚当厨师。
夫妻分别的那天，即将临产的秦媛媛腆着大肚子为丈夫送行。望着丈夫渐渐远去的身影，她眼泪汪汪。丈夫一句“我会回来的”的话语，让她心存宽慰。
一星期后，秦媛媛诞下女儿。
宋某刚出国的几年中，经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寄钱，秦媛媛对丈夫也就十分放心。
１９９６年，丈夫来信让她帮忙办理因私护照，并说过不多久就会回国。于是，秦媛媛尽力给他办妥了。
可是从此以后，宋某的信件和电话逐渐稀疏，也没再给家里寄钱。宋某偶尔打过电话回来，每次都说自己会回来的，但是每次都让秦媛媛的期望变为失望。
女儿很小的时候，经常吵着问妈妈别人都有爸爸，自己的爸爸在哪里？秦媛媛只好对女儿说：“爸爸在外地工作，要坐飞机。”后来，女儿每次看到飞机就跟着奔跑，秦媛媛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丈夫归期遥遥，女儿也已慢慢地长大。女儿５岁的时候，宋某打电话回来，是女儿接的电话，女儿听到是没有见过面的爸爸的声音很高兴。宋某在电话中向女儿承诺说“不久一定回来”。
可是，一次次等待，一次次都让母女俩失望。
下岗谋生难，害病雪上霜
丈夫出国一年后的１９９５年，秦媛媛下岗了。为了抚养女儿，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抱着女儿，摆过地摊，做过夜市餐饮生意，承受着常人无法想像的痛苦和艰辛。
１９９７年以后，宋某打电话回家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而且不是固定的电话号码。
１９９８年，秦媛媛生了一场大病，生命垂危。
看着可怜的女儿，她相信自己的病一定会好起来。就在家里人认为她没有希望治好的情况下，经多方医治，她终于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
为治病，她前后花了一万多元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秦媛媛的邻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经常给她们母女俩一些帮助。邻居老奶奶对记者说：“秦媛媛也是不容易，自己行动不方便，还要拉扯一个孩子，丈夫出国快１０年了，年年说会回来都没结果。她太艰难了，我们做邻居的能帮一点就帮了。”
江岸区劳动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荣说，秦媛媛的丈夫宋某出国后，她一直带着自己的孩子居住在我们辖区内，她的经历令人同情。考虑到她们母女俩生活状况，社区为她办理了低保。同时，春节期间也上门进行了多次慰问。
秦媛媛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经营着“武汉市诚信家政中心”，以保证基本生活和女儿的教育经费，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家。
丈夫居何处，维权无被告
丈夫归期渺茫，秦媛媛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曾以学者身份赴美国的法学硕士、湖北得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学恩谈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秦媛媛与宋某之间的婚姻关系没有解除。婚姻存续期间，宋某应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秦媛媛作为一个带着未成年的女儿生活的残疾人，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秦媛媛母女维权有法可依。
宋某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未尽到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应尽的法定义务。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抚养费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宋侵害了秦媛媛的被扶养权和他们女儿的被抚养权。
然而秦媛媛丈夫在国外的居住地址不详，要其承担法定义务缺乏对象。蔡学恩认为，首先应寻找宋某的具体所在地，要求其履行法定义务。她可向中国驻保加利亚外交机构求助，请其代为寻找宋某的下落；她还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向保加利亚外交和移民机关发律师函，请其帮助寻找宋某的下落。
找到宋某的下落后，如果秦媛媛和宋某双方都愿意维持合法的婚姻关系，则宋某应承担上述义务，如拒绝履行应尽之义务，秦媛媛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宋某履行。
另外，当有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出现时，一方可直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依照《出国人员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离婚诉讼当事人一方在国内，另一方在国外，双方就离婚事项有争议，应向国内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留守族”自强，破难化危机
“秦媛媛的遭遇是一个悲剧，她又是一位坚强的女性。”湖北大学副教授彭惠青如是说。
彭教授认为，秦媛媛的不幸遭遇是“留守族”的典型代表之一。９年时间对于“留守”一方的秦媛媛来说，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夫妻双方已经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婚姻，只是形式上包裹着“法定”的外壳，失去了婚姻本质。
家庭中，无论男方或女方一方在外长年不归家，“留守族”应有危机意识。脆弱的婚姻基础一旦坍塌，婚姻家庭生活会变得苍白无力。无望无助的等待，只会给留守方更大的精神痛苦。尤其是女性，以最重要的青春年华这种无形的成本投入婚姻，最后没有回报或回报很少，这种处境痛苦而漫长。
因此，“留守族”应当建立心理防护机制，调整心态，面对现实，尽早从痛苦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不必一味地将自己束缚在一个狭窄的思维空间中。
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类婚姻危机的“留守族”来说，必须更理性地面对自己的婚姻，勇敢地选择离婚解脱自我，重新建立希望、信心和幸福。
武汉市妇联权益部部长王少琴说，市妇联权益部接到类似秦媛媛投诉较多，主要是男方外出打工常年不归，不履行家庭责任和义务。而秦媛媛的情况更为特殊，她的丈夫在国外，且秦媛媛是一位残疾女人。
我们对秦媛媛的不幸不仅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希望秦媛媛一类的弱势女性，面对现实生活，建立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生活信念，并奋起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走出“死亡婚姻”
夫妻天各一方，离别近九年。残疾女秦媛媛求助外交部寻找走出国门的丈夫，已是万不得己。她只身带着孩子孤灯苦等，遥遥无期，心中的哀愁和痛苦难以想像。
等待是一种期盼，需要支撑。如果丈夫感情如一，归期明确，明日曙光将至，还可以一等；如果丈夫好像断了线的风筝，既不管妻女，又不践诺归期，连通讯地址都不愿留下，对如此无情无义的丈夫有什么值得留念，有何值得等待。
秦媛媛的丈夫不履行抚养妻子和孩子的义务，秦媛媛要改变困境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通过法律维权；二是与无情丈夫离婚，重新构筑家庭。从现实来看，她丈夫旅居国外，连行踪也找不到，维权的官司无对象可打，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寻人战”，即便找到了，一场官司打下来，婚姻还能挽救吗？
秦媛媛对丈夫柔情绵绵，心存幻想，情有可原。但面对今后“难言的结局”，更需要自强和果断，一方面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走出“死亡婚姻”，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
文章出处：武汉晚报
文章作者：SAY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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