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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受助 最终难逃尴尬 辽宁残疾人杂技艺术团
辽宁残疾人杂技艺术团的存在填补了世界杂技艺术的空白，其实对于世界杂技艺术界的“奇葩”，媒体和企业并不是从未关注过，只是那短暂的注目，而留存的只是流星划过的渺茫与失落。两度受到企业的关爱，最终让杂技团仍没有避开寄人篱下的窘迫与三度流离失所的尴尬。而后，在四度亲自造访他们借以安身的“大仓库”，数次电话采访后，记者从团长王枫溱那里，将一个关于残疾人杂技团亲历的令人心寒大于心酸的真实故事拼凑完整，１２年来，杂技团存亡兴衰，它一直是随商家的喜怒在寒风酷暑中飘摇跌荡。
杂技团创立
1991年，沈阳前进杂技团资深教练吴宝强突发奇想：杂技———这项挑战人类行动极限的表演，残疾人是否也能尝试？从后来杂技团几次被外界短暂关注的缘由来看，吴宝强当时的试验的确是让常人感觉不可思异的“奇想”。
吴宝强最先到假肢厂翻阅病历记录，从那时他的行为看来，他的初衷是想让肢体不健全的残疾人组成杂技团（而现在聋哑人是团里主力演员）。他从病历中挑选了一些年龄、形体合适要求的人，按记录上留的电话地址，逐一与病人取得联系，与病人家属沟通他的想法，但结果并不乐观。同时，吴宝强也找到了辽宁省友谊医院，当他向主治医生问及是否接触过容貌较好，又特别有韧性的残疾人时，省友谊医院的好多医生竟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一个名字———“王枫溱”。王枫溱的确很漂亮，以至曾有好多男士看着她安静坐在椅子上时，都禁不住私下打听她的名字。但那年，王枫溱刚１９岁，却已因小儿麻痹经历了１２次大手术，可惜最后一次手术的失败，宣判原本抱着希望站起来的她，终身架起双拐。正是这个１９岁小丫头敢于经历１２次手术的劲头深深吸引了吴宝强，而原本就很有韧性的王枫溱更因从吴宝强的提议中嗅出挑战的味道，而对杂技充满期待，于是她不顾在吉林省白山市当工商局局长的父亲反对，放弃富足舒适的家庭保护，成了团里第一个团员，而后吴宝强又凭借假肢厂病历记录联系上单腿的张海员。于是这个三个人创建的残疾人杂技团就算成立了。
他们在沈阳郊区浑河堡租了间民房，白天吴宝强出去为杂技团活动经费拉赞助，王枫溱和张海员就自觉在家训练。
第一次受助
杂技团成立一个月后，吴宝强从“邻居”刘希贵那里拿到关乎杂技团生死的第一笔赞助，当时刘希贵在杂技团租房边上开运输公司，王枫溱说她至今仍记得刘希贵带着太太开车来杂技团时的情景，“他当时看着我和海员说，‘行，不就两个残疾人吗？我养了。’”而后这个朴实的农民企业家不但信守承诺，给两个残疾女孩提供住处、训练场地、工资，还拿钱为她们添置了训练设备，对外打了招生广告。可以说，最初的宣传效应是刘希贵和残疾人杂技团相互给予的，有了刘希贵在电视上的宣传投入，才让杂技团壮大了生员，杂技团才名副其实越来越有模样，希贵残疾人杂技艺术团很快在辽宁扩大了知名度。而宣传效应进而为刘希贵带来的是社会效应，除了媒体对他的大力宣传外，不断有省市领导下来视察，还不断地有企业观摩学习。然而，就在杂技团生存见到光亮的时候，吴宝强和刘希贵却有了矛盾，吴宝强抱怨刘希贵不懂业务，让他少说话，而刘希贵最先给团里投资时，几乎没指望杂技团挣钱，因而他是绝不会想到拿钱出来现在还不能说话的。两人的矛盾越来越不可协调，那天刘希贵带客人来看节目，吴宝强却让演员罢演，他们彻底掰了，虽然吴宝强创办杂技团，但老板是刘希贵，最后走人的自然是吴宝强。
１９９４年，希贵残疾人杂技团记下了最为辉煌的，也是空前绝后的演出史。１个月间在全马来西亚进行３２场巡演，这不仅让希贵残疾人杂技团赚了外汇，也在海外赢得了声誉。马来西亚的国王端姑·加阿发在王宫以最高礼仪接见了这一批特殊的中国客人，但世事无常，这时刘希贵的大部分精力都已被牵扯到卧龙湖的开发上。
陷入危机
那以后，杂技团频频换团长，但却没有多少人真的懂杂技，懂开拓演出业务，更少有人懂得如何与残疾人沟通，残疾人杂技团创下的市场和知名度随演出的减少，而渐渐流失，更糟糕的是团长的频频更换，让继任团长与团员的沟通已越来越难，一道鸿沟在残疾团员和健全团长间渐渐筑起。只有身为残疾人的副团长王枫溱对它始终报有一种常人无法理解得那样深的感情。王枫溱这时已和沈阳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川结婚，她已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足以让她不工作就能富足生活的家庭，这场婚姻曾让她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但她的知名度对拉动杂技团演出业务毫无用处。1996年后，杂技团几乎没有演出业务，演员的基本工资已时常开不出。
看着长期住在团里，再苦都没想过回家的孩子们，王枫溱唯一能作的就是每月默默地从和丈夫的家用钱中拿出１０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来贴补团员的生活费用，给演员添补两件冬衣，改善一下伙食，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将要负担的不只是杂技团的生活费用，而是存亡抉择。
1996年5月的一天中午，王枫溱从杂技团回家，刘希贵从康平打来电话，王枫溱回忆这一段时，刘希贵说的每一句她仍记得很清楚，“枫溱啊，你和团员说一下，让他们回家吧，现在也没什么演出，点电用水的，还费不少钱，我感觉（杂技团让我）掉进无底洞。”刘希贵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他是怕和王枫溱说多了他就忍不下心作这个决定了，所以把话说得很快很绝，王枫溱听得出来他的难受，但自己更难受。
王枫溱当天下午没按习惯回团里，她害怕极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晚上丈夫大川回来，原本还想装笑的王枫溱只被问了句“你到底是怎么了？”就一下子哭了，“虽然早有准备，但２０来口人怎么让人家走啊，娇娇六岁就来了，好多人还是我亲自招来的，我要怎么和他们说。”“也许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能力向团员说出口，残疾人杂技团才没有就那么散了吧。”王枫溱回忆说。
第二次受助
夫妻俩商量到快晚上十点了，大川想到１０年多的老朋友王鸿欣，早知道他有个那么大的仓库闲置着，高度又刚好适合杂技训练。但这么大的事情实在不方便在电话里说，于是当时大川只打电话和王鸿欣约好第二天晚上的饭局。“谈判主力”自然是王枫溱。那是一场心照不宣的饭局，王枫溱在短暂的寒暄后，即给王鸿欣播放了杂技团１９９６年在上海演出时拍的ＶＣＤ，那是他们最打动人的杂技表演，但实际上，打不打动人并不重要，王鸿欣是生意人，王枫溱一让他看演出ＶＣＤ，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而王枫溱也是聪明人，她在饭桌上也没开口，只问王鸿欣感觉节目怎样，王鸿欣答应着：“不错，挺好。”
一天半后，王鸿欣主动打来电话让杂技团搬进大仓库，王鸿欣当时提的唯一条件就是冠名，“杂技团今后得冠名王鸿欣。”急于找个落角地的王枫溱一口答应下来，一星期后她把从辽宁省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办齐的王鸿欣残疾人杂技团的冠名手续，亲自拄着拐送到王鸿欣办公室，王鸿欣又投入两万元为杂技团重新配上音响灯光等设备。
再度被逐
杂技团在２０００年挣的第一笔收入是到葫芦岛、鞍山、辽阳、营口四个城市巡演，当时募集演出费大部分捐给当地８岁到１６岁面临辍学的残疾孩子，和５０岁到７０岁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老人。回来的第二天，王枫溱还沉侵于激动中，王鸿欣找到她，“枫溱，我最近生意上资金周转不开了，你能借我点钱吗。”王枫溱就把手头仅剩的5000元给了王鸿欣。第三天，王鸿欣找大川商量让杂技团搬家。王枫溱现在回忆起这段时已经很平静了，“当时王鸿欣身边有些人总对残疾人杂技团说三道四，王鸿欣一直顶着，但那时他已实在挺不住压力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王枫溱拄着拐一点点蹭，从铁西转到大东，在沈阳市内四处找房子，10多天的时间里，谈了大约40个俱乐部，虽然合适杂技团演出的场地很多，如国营大工厂闲置的俱乐部，但开口都是一年30万到40万的场租费，因为是国营单位，所以人家就是闲置着，也很难降价。而此时即使四五万元的场租对于许久接不到演出的王枫溱来说，已是天文数字了。恰好这时，刘希贵不知从哪里知道杂技团急于找场子的消息，他到底对杂技团还是记挂着，马上打了个电话给王枫溱，“过来吧。”“那租费呢？”“你们过来再说吧。”就这样，王枫溱以每年一万元象征性的费用搬回“老家”。搬家那天，近５吨的５０箱子道具全是由聋哑孩子和单腿孩子合作装上大卡车的，这时连聋哑孩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娇娇和好多女孩都哭了，只是这次的眼泪和当初她们从刘希贵那里搬走时感觉大不一样。 ( 郭慕华)
来源： 时代商报 200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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