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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如水的上课日子(2)
夏可可
平静如水的上课日子(2)
从小他住在贫困区，与收破烂，收古玩的住在一起，他动手能力强，喜欢传统文化，刻 模，斗蛐蛐，他小时学法语，初恋情人是法国女孩。
后来离家出走之后，他当过车夫，睡过街边的椅子，成为流浪汉，最后流浪去了延安。
他到了七、八十岁时，曾和30多岁的外国留学生谈恋爱，他的心态一直很年轻，从不觉
得自己老了，他不是玩弄别人，而是真城地爱别人爱得不得了，相反是女人欺骗了他，答应和他结婚，最后却把他甩了。
他最后一个夫人比他小二十四岁。
他的爱情常新，他的艺术才会常新。他能写能画，艺术生命一直很旺盛，情感丰富而外溢，激情澎湃，狂放不羁，终生不变其个性。到90年还拍出了《狂》这种女性前卫的影片，他一生传奇而令人为之向往。
他导演了《骆驼祥子》、《边城》、《月牙儿》、《春桃》、《狂》这几部片子。
如果凌子风没有经历文革，他的艺术生命会更绚丽多姿、五彩斑斓。
政治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是最残酷的凶手，它随时可侵略你的时间，你的空间，甚至有时夺去你的生命。艺术需要宽松的政治空气，而不是高压的政治。高压的政治只会扼杀许多人的艺术天赋。
好在文革已象一颗远离地球的彗星，它也远离我们而去，只是它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惨痛的记忆在许多受过伤害的心灵里。
人们一提起文革，还会心有余悸，人们会颤抖地说：“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啊——谁谁在文革后被残害致死、谁谁在文革中被打断了肋骨或手或腿成为残疾人、谁谁又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这真是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的悲剧啊。
课间休息时，对着那位戴眼镜很斯文的女教授，我大声地宣称：“如果凌子风还在，如果他是我的老师，我也会爱上他这个可爱的老头。”
说得大家捧腹大笑了，为我的率真。
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而惊奇不已。
趟过教授们的电影长河，我们跌入我们真实的生活之中。
我们不能光吃电影生活。我们要吃饭，要走动，要逛街，要玩乐，还会象《蓝》中的朱莉一样：要呼吸，会咳嗽，有蛀牙。
怪哉！北京也有行乞者
那天吃完“凌子风”那顿大餐之后，我，豆豆，沙漠女人相邀去京客隆去买东西。
院子里，文学班和影视班因为将举行蓝球赛，我们三人经过时，坪里的许多人进行蓝球赛前的热身赛，正热火朝天进行着。有人见到我们，叫着：“豆豆，沙漠女人，眉儿，快来参加呀！”我们三人笑笑地点着头，依然朝院外走去。那边是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响起。
一路柳树放绿，杨树的杨花飞絮，冷不丁的，杨花便吻着你的双唇，你的眼睛，你的手指，你赶也赶不走，空气中似有雪花在飘舞，不经意之间，头发上落满这调皮的雪花花儿。
豆豆一身红艳艳的棉衣棉裙，一派冬天的打扮，沙漠女人一身毛衣毛裙，波浪式的黄毛披肩发，我呢？一袭黑金丝绒长裙上套白色小背心，三个人走在外面暖暖的春光里，象冬天里三只冬眠的动物盛装上路。
京客隆里面像女人背的背包是不能随身带入内的，必须把背包存放，解释半天也是冰冷冷的回答：“不行”，给人感觉人人都是“贼”，我们把小背包寄存，我将包里的钞票、手机抓在手上，豆豆撅撅嘴，把Bp机和钱揣在手上，乜着眼望着站岗的人，看到她翻眼白示人，沙漠女人笑出了声，一无所获出来，一肚子气才吐出来，大家一致意见去华堂看看。
沿途竟遇上几次乞讨者，真是咄咄怪事。
记得以前在南方广东等地时，一般在地下过道的出入口、火车站或汽车站见到乞讨者，一般我都会在包里找出一元、两元的零钱给他们。
他们这些乞讨者有的缺手残疾了；有的双腿踞了，两个手当脚撑着跋涉；有的头特大，脸一边肿着，甚至出现赘肉，人看了特别地不好受，一双布满惊惧、谨慎、胆小的眼睛觊觎着你；有的年纪大了，头发苍白，脸上皱纹密布，衣衫破破烂烂，一只手拄着根脏兮兮的棍子，另一只手端着一只掉了瓷的搪瓷钵子，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悲凉；年龄很小的乞丐，他们被训练了一套行乞的方式：软磨硬泡地拽住行人的胳膊，拉住衣角或干脆抱住行人的大腿，作揖下跪甚至强行卖花，行人苦不堪言，其实这些小孩子更可怜，如果他们没有完成“穴头”的规定的任务，他们将遭受的是毒打和饿肚子；有的双目失明，怀抱一把二胡，坐在那里铿锵有力地拉着，旁边放一破烂的瓷碗，里面零星地散落着几枚硬币和几张一角、两角的纸币，一个又一个人从他身边很麻木地冷漠地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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